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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宋茶在日本的傳播

日期:2019-03-18 來源:經濟觀察報
作者: 我要收藏

唐宋茶在日本的傳播


    唐宋在日本的傳播


    在唐宋,喝茶是件風雅之事。


     唐人喝茶,我們從陸羽的《茶經》中可管窺一二,在陜西扶風法門寺唐真身寶塔地宮出土的文物中,我們看到了一套完整的黃金茶道具,驚悉皇室御用茶道具的譜系講究奢華,而唐朝壁畫或仕女圖的閑適樣式則是宮中品茶的很好注腳。


   宋人開始普及喝茶,品茗分茶,在文人中間極為流行,引車賣漿者在市井大賣大碗茶。有李清照多首“分茶”詩為證,女詞人喝完了小酒就會想茶,所謂“酒闌更喜團茶苦,夢斷偏宜瑞腦香”,“當年曾勝賞,生香熏袖,活火分茶。”據說蘇東坡一人就有80首飲茶詩,可謂茶癡,茶也給這位政治上顛沛的老人太多慰藉,著名詩句如眾人熟知的“休對故人思故國,且將新火試新茶,詩酒趁年華”。


   唐宋是日本人派遣使者來東土求學最頻繁之際,適逢中國最好的時候,他們將這份風雅帶回了日本。日本人喝茶的起步,應該是茶文化的最高點,如今唐宋茶風在日本依舊留有遺韻。


  日本人初識茶德


   最初,茶是作為藥品,被鑒真帶到日本的。那時的茶,可能是被稱為磚茶的中國古茶,邊咀嚼邊喝熱水,因為是咀嚼茶,所以叫作“喫茶”。這樣的磚茶,傳到日本以后,被日本人研磨碎了,作為抹茶喝。平安朝的日本人大都喝這種抹茶。


    因為是鑒真和尚帶到日本的,所以喝茶首先在寺院流行,喝茶就成了禪師修行的法門,茶與禪,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后來,到中國留學的僧人弘法大師,從中國帶回來茶種,于是,有了本土化的山城栂尾茶和大和室生茶。《日本后記》卷二十四,言嵯峨天皇于弘仁六年(815)四月葵亥(22日),路過崇福寺、梵釋寺,大僧都(僧官)永忠率眾僧奉行,皇帝降輿、升堂、禮佛、賦詩,大僧都永忠親手煎茶奉御,此為日本最早的飲茶文獻。


   次年,永忠和尚便圓寂。而嵯峨天皇卻留下飲茶詩篇:“吟詩不厭搗香茗,乘興便宜聽雅彈”;“避景追風長松下,提琴搗茗老梧間”。天皇、永忠一行于長松老梧間,吟詩彈琴,山木之煙火,山泉之水汽,山茶之香味裊裊然,化作茶煙,遠離市井,起于林泉寺院。


   當時,茶作為時尚,還沒有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在平安京東西市販賣的物品目錄中,沒有茶。茶被看作是風雅之事,茶的藥效還鮮為人知,被淹沒在流行的“大抵閑人只愛茶”里了。平安時代的公卿、學者、文人菅原道真有詩云:“茗葉香湯勉飲酒,蓮花妙法換吟詩。”


  可見,作為唐風之一的茶文化,主要還是在文人和僧人的小圈子里開花。唐亡,遣唐使中斷以后,在日本國,唐風稍息,而國風興起,茶文化就更難以大眾化了。到了宋代,隨著中日兩國民間貿易增加,日本僧人又復興了唐風。


    榮西禪師,從南宋歸國時,再次帶來茶種,種在背振山的靈仙寺;接著,還有僧人弁元,也從南宋攜茶種歸,種在駿和國,種出了駿河茶。榮西71歲時,用中國古文體寫成《吃茶養生記》。他在書中說道,茶是養生的仙藥,延齡的妙術,不可不知。茶若生于山谷中,則為其地之神靈;若采之人倫間,則可以長人命。他還說,天竺、唐土都以茶為貴,我朝亦嗜愛之,乃古今之仙藥。作為仙藥的茶,當然還是抹茶,榮西著《宋朝焙茶樣》,言及臺州末茶,有人遂以為日本抹茶來自中國臺州。榮西在中國,足跡所至按順序是杭州、明州、臺州,臺州為末,因而稱臺州茶為末茶,使人誤以為如日本人自制的粉末狀的末茶。


   鐮倉初期,榮西再興吃茶之風,提倡“茶德”,而有了寺院教化茶,為僧人受戒方便使用,還向庶民施茶,用茶的藥效救濟病人。鐮倉第三代將軍源實朝,因煩惱害酒,久醉不醒,榮西進茶一盞,并獻上《吃茶養生記》,實朝醒來,心中感悅,便推廣“茶德”,此為武士喝茶之始。榮西勸茶曰:“肝臟喜好酸味,肺臟喜好辛味,心臟喜好苦味,脾臟喜好甘味,腎臟喜好咸味”,如服用含有苦味的茶,心臟就會變好,病氣自然消散。從此茶文化便在武士的心中,開出了苦澀的“茶德”之花。


從茶德到茶道


   榮西禪師宣講“茶德”,認為“飲茶可使人高尚”。他說,修禪有三大障礙:一為睡魔,二為雜念,三為坐相不正。不除掉這三大障礙,禪便難以修成,尤以睡魔為甚,欲驅除之,飲茶是個良法。


   把飲茶從功利性的茶德,提升為藝術化的茶道,在日本是以一段禪宗公案為契機的。大茶人村田珠光也是一位僧人,他聽說了“趙州茶”公案,頓悟“禪茶一味”,由茶入了禪的法門。


   所謂“趙州茶”,其實是一段公案,起于“趙州古佛”從諗。據說有一次,兩人來參訪禪師,從諗問:“來過這里嗎?”一人答,來過。從諗說:“吃茶去。”另一人回答,沒來過。從諗又說:“吃茶去。”后來,有僧人不明白,問道,為什么來過和沒來過的,都讓人吃茶去?從諗叫道:“院主”,僧人回應。從諗還是那句,“吃茶去。”有人問,如何是佛法大意?他還是回答:“吃茶去。”


  客來了,請“吃茶”,乃盡主人本分;“吃茶”了,客要走,也是平常心。佛法教人的,就是要盡本分,用平常心,使人的存在,像“吃茶”那樣單純。


   珠光和尚,由于參禪時經常瞌睡,聽從了醫師建議,用飲茶來療治,果然見效。后來,又讀了榮西禪師《吃茶養生記》一書,而受了啟發。他覺得飲茶非同小可,便打算為喝茶立些規矩,一休和尚聞知,問他:你自己知道應該以怎樣的心情喝茶嗎?珠光答道:如榮西所言,為了健康。一休聽后,便講了“趙州茶”的公案,問珠光有何想法,珠光一時語塞。一休命人上茶,村田珠光剛想接,突然茶碗掀翻,一休喝道:“不管心情如何,為喝茶而喝茶,還立規矩做什么用!”珠光頓悟,欣然曰:“柳綠花紅。”珠光以花喻禪,悟出了茶道的根柢,從此,放下萬念,“吃茶去。”


鐮倉時期的斗茶


鐮倉時期,日本民間就流行聚茶斗茶,日語叫“茶寄合”。


   以茶會友,淡化了平安貴族刻意風雅的詩趣,游興反而活潑起來。當時,有一種時尚叫作“無禮講”的茶聚形式,也叫作“破禮講”、“隨意講”,也就是不分貴賤、不別上下的飲茶聚會,有點像我國魏晉時候的“清談”。這種茶會,由茶人輪流做東,因此,也稱為“順茶事”、“順事茶會”、“巡立茶”。


   一開始,茶會只是營造一種談話的氛圍,討論一些日常事務。話題有祭祀、分配用水、納稅等等,也可能會涉及政治。后來,它竟然發展到了令政府擔憂的程度。到了日本的南北朝時代,足利尊氏終于在建武三年(1336)十一月頒令禁止“茶寄合”,禁止令出于足利幕府統治的《建武式目》。其中第二條言明,因群飲佚游,“及于莫大之賭,其費難勝計者乎!”所以禁之。


   所謂“莫大之賭”,有人曾經描繪了當時的情形。一大堆人,先在客殿大吃一頓,接著就到吃茶斗茶的奇殿異棧之地,眺廊四方,望月興嘆。緬懷一通佛法后,便陳列無數賭資。接著,主人的兒子以建盞賜客,左提湯瓶,右握茶筅,從上位至末坐,獻茶次第有序。然后評茶,茶少湯多則說“腳散”,茶多湯少則說“粥面聚”等等。參與斗茶的人無不喟嘆曰:“誠以有興有感,誰不玩之哉!”茶禮將終,則退茶具。再調制美肴嘉饌,勸酒飛杯,豪飲無羈,以至于主客醉顏如霜葉之紅,狂狀似風樹之動。或歌或舞,增一座之興;又弦又管,驚四方之聽,極盡食色之美。


   斗茶的過程,略言之,大抵可分為兩類。一類專門辨別本茶和非茶,另一類則不論本茶非茶,都要一一加以分辨,而非僅在本茶和非茶之間進行區別。種茶本是因地制宜,飲茶為何有本非之分?


   此分別緣自栂尾茶的來歷。《異制庭訓往來》說:我朝名山者,以栂尾為第一也。當年是榮西將茶籽贈與栂尾高山寺的高僧明惠上人,種出了日本聞名遐邇的栂尾茶。栂尾山,也因其自然條件宜于種茶,且與佛有緣,而成為日本茶的圣地。因此,斗茶上,茶人皆以栂尾茶為本茶,而其他地方產的茶,均為非茶。本茶與非茶,懸殊很大,當時人紛說:如以瑪瑙比瓦礫,如以黃金對鉛鐵。


   參與斗茶的幾種本茶與非茶被一一點完、喝完、作答,然后分別記錄下來。猜對的,就在答案右側畫一條微向右斜的線,這個記號就叫作“合點”,錯了就不記,最后,在表的下方統計得分,算出勝負來。這一過程,就是“茶寄合”。


   對于“茶寄合”即斗茶的評價,不能一概而論,要有所區分。如農民斗茶,基本是為了賭輸贏;文人斗茶,同樣是賭,但要表現為流連詩畫之風雅上的賭;武士斗茶,則是一擲千金的競豪奢。其奢華程度,日本的軍記物語《太平記》中有記載。戰國時代,武家之族,以刀發財,富貴日來百倍,雖有錦繡鋪地,卻無片刻安心。因此,戰時的“殺”,也是賭,是戰場上之賭;平時的“賭”,也是殺,乃賭場上之殺。精神沉淪于黑暗里,日日在“殺”與“賭”中,循環不已。


   “殺”與“賭”的代表者,是一名大將軍佐佐木道譽,物語說他天天結眾以茶會,日日“寄合”,極盡奢侈。調百味之珍膳,飲百服之本非,掛軸寶物如山堆積。吸引人的不是茶,而是為數幾千萬堆積如山的賭物或賭資,此外,醇酒美女,不一而足,這就是《建武式目》第二條為何要禁止“茶寄合”的原因了。


   “日常茶飯事”的茶之心


   日本人把常見不稀奇的事兒,叫作“日常茶飯事”。


   茶和飯,本為兩事,也能合在一起,如有名的“奈良茶飯”。茶飯,將煎茶注入飯里,再加以豆類、陳皮、栗子、野芋芽等。為坐夜船的旅人賣茶飯的奈良茶船,還有一字排開的“御前奈良茶”招牌的茶店,在日本都很有名,連俳句都要抬舉它們,以為奈良茶里有靈感。


   據說,松尾芭蕉曾戲言:“奈良茶吃三石,而后始知俳句之意味。”為什么俳句師會喜歡奈良茶飯?原因有兩點,一是茶飯平常,二是茶飯樸素,如果有人不甘于這平常而樸素的奈良茶飯,那就意味著此人不是俳句師。“寂月澄清寂齋里,奈良茶飯唯一哥。”這是芭蕉有名的俳句,要從百姓日用中,用平常心去感受“寂”,因此,奈良茶飯就是“寂”的象征。


   寂,是時間凝寂在空間中,一瞬間,感受生命之不動。那是忙里求閑一樣的“閑寂”,是從天天要做要吃的茶飯中求“閑寂”,而非無聊之“寂”。“閑寂”在生活中帶有審美的意味。


   吃茶和吃飯一樣,正是日常生活本身,日本人便從日常茶飯中尋思。喝茶有茶道,茶葉要碾得精細,茶具要擦得干凈。茶道要用花來點睛,而花則因人而異。不同的人,要據其名望、地位、輩份,來選擇合適的花。


   茶道的核心是禪,是世俗化的禪,它把禪從寺院里解放出來,帶到露地、草庵和世俗生活,把脫俗的禪僧,轉化為在家的茶人,使禪親近庶民。


   “茶禪一味”,是由村田珠光悟出來的。而珠光本人,便是個還了俗的和尚。他11歲時,到奈良出家。20歲時,因厭倦了出家生活而還俗,漂泊了10年。他30歲時,來到京都,投在一休門下習“禪”。一日,珠光用自己心愛的茶碗點茶,一休突然用鐵如意棒擊碎之。珠光不動聲色,一休嘆曰:禪也在茶中!一休圓寂時,便將他收藏的宋代高僧圜悟克勤手書的墨跡傳給珠光。珠光將墨跡掛在自家茶室,供奉于壁龕,而悟出“佛法存于茶湯中”。


  他用平常心,將茶與禪、庶民茶和武家茶以及茶的“和漢之界”調和起來,使唐物莊嚴的書院式武家茶,變成了日本化的庶民之“日常茶飯事”。


  室町時代,足利氏政權開始了日本和明朝之間的勘合貿易。貿易中,大量“唐物”渡來,其中包含了書畫、茶碗等茶道具。日本將中國傳過去的寶物統稱為“唐物”。


   三代將軍足利義滿和八代將軍足利義政尤好唐物,他們的藏品一覽表——“君臺觀左右帳記”中,記述了大量的書畫上品和精美的陶瓷器茶道具。其名貴之茶碗,竟令人嘆為觀止,有“曜變,建盞之內無上也”、“油滴,第二之重寶”的記錄。珠光與足利義政交往很深,但珠光卻主張淡化唐物。他認為,茶之達人,其理想應趨于淡然之境,趣味盎然于心或訴求審美,而非“唯物”。


   審美之眼,從以唐物之豪奢為極致之美,而轉向內心,珠光沒有主張兩者對立,而是強調,與其以圓滿具足、完美無缺的唐物莊嚴的世界為人世最高之理想,還不如將就一個屬于“日常茶飯事”的不完全的、不具足的、有欠缺的美的世界。


   正是這種內心的美和日常生活的美,啟發了千利休發明草庵茶。那時,許多人都認為,茶之湯一定要使用古老器物,要注重該器物為何時何人所做,以及何時何人曾用過,總是把古老的文物擺在自己面前,千利休認為這是錯誤的。他說:“水與湯可洗凈茶巾與茶筅,柄杓可以洗凈內心”。在真正的“日常茶飯事”實用領域和內心世界里,古董無足輕重。


唐茶在日本的本土化


   村田珠光病逝那一年,武野紹鷗出生了。


   紹鷗,是當時的堺(大阪府)之町眾,即商人。作為一名著名的商人,以其財力擁有數十種唐名物,尤其是茶道具,被時人譽為風雅者。然而,他卻把物風雅放下,將歌心舉起,開始吟詩品茶。他覺得自己的靈魂里有一種珠光式的美,那是幽玄空寂之美,這種美,有些蒼茫和蕭瑟,如秋之夕暮,枯葉飄飄落在茅屋上。


   武野紹鷗開始改革日本茶道,對唐物開始了“草體化”運行,或者叫本土化的開始。茶道的“草體化”,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像書法一樣,從楷書向行書、從行書向草書漸進——從禪院茶向書院茶、從書院茶向草庵茶,越來越“草體化”。


  “草體化”的姿態,就人而言,是自由之姿的展示;就物而言,是本土自然化的還原。日本追求自由的展示,是以隱喻的方式,通過本土自然化的還原,來顯現自己的超越。而本土自然化的還原,則先將水墨畫還原為白紙,再將白紙還原為泥土,一旦回到了作為原料的泥土,自然而然就顯現了“墻”的本質。因此,茶室的墻,要回到它的原材料,與此相似,茶道具也應回到用竹木材料制成的原生態。


   清晨,雪花飄落,堆積枝頭,紹鷗踏著積雪,步入茶室,從容地將盛滿清水的容器置于榻榻米上,點一支香,燃起木炭,煮水沏茶,開始了唐茶本土化的演繹,茶道的日本樣式由此確立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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